垃圾和现代化5 20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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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hail Bakhtin对世俗人类权力的解密有助于更好理解废弃物现象。他用“宇宙恐惧”来指人在面对永恒、无穷的庞大宇宙时，反观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力而体会到的恐惧感，从根本上说宇宙恐惧产生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而一旦赋予宇宙以属人的特性，让宇宙开口说话，是为上帝，就成了人类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宗教的源动力：对宇宙的恐惧变成了对开口说话的上帝的恐惧，宇宙力量人格化为上帝，成为人们软弱和服从的对象。人们终于可以通过遵守神的旨意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确定性和已知性，从而感到安全。宇宙力量的无所不能物化为上帝的无所不能，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上帝一旦开口说话便以绝对的权威和压迫力量强迫人的服从，并惩罚一切有违神意的行为。这样，一方面是权威力量的不容挑战，一方面是其来源的不容置疑，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得以强化，对上帝的服庸由此根深蒂固。世俗权力机构则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恐惧感：借助”宇宙力量“制造出人们的”权威恐惧“心态，通过牢牢抓住对上帝（宇宙力量）的解释权插进人们的恐惧无力软弱和需要保护的情感之中，使得它自己成为被需要的东西，获得权力和存在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存在的基础正是人们对宇宙力量充满恐惧，要求受到保护以免于不确定性和未知的困扰。同时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渴求，国家希望从人们手中获取更多的权力和空间，于是便刻意夸大、强化威胁的程度和频率，制造出仿佛陷入日益严峻且无以复加的个人危险境地的假相，再表现出仿佛具有能将公民带出痛苦和恐惧的能力，以“恐吓”自己公民的方式来逼迫他们就范，乖乖授予国家机构以强大且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911之后，“反恐“便成为绝佳的借口。国家不止一次并越发例行公事般地发布最高规格的警报，警告又一次与911规模不相上下的恐怖袭击迫在眉睫，尽管无人知晓它究竟将于何时何地发生。政府要求市民提前做好准备——塑料布、饮用水、电池、收音机、防卫武器……应急商品在市场上被三番五次抢购——市民们仍被告之，这些远远不够。恐怖袭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随时随地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必须被民众授予更多的权力——选票、税金、入伍服役的兵员、舆论等等——来直捣黄龙，一鼓作气摧毁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一劳永逸的将本国民众从恐惧中拯救出来。然而谁知道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究竟在哪！摧毁了一个基地，很快又发现新的更多的基地，威胁本国国土安全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建构的社会秩序下，“威胁”日益成为常态，“安全”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无从觅得。政府让人们感觉到日益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动荡环境中，政府要人们紧张，而且越紧张越好：人们越是感到不安全，政府就越是获得更多的权力。

恐怖分子毕竟不会常有，频兴甲戈之师于遥远的他国土地似乎也不会持之以恒地激起民众的恐惧感，更别说其中蕴含的风险和成本了。与之相比，更有效的莫过于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移民和难民了。他们已经如此全面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仿佛同我们一样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和神秘，以至于很轻易便可以被政府描述为潜伏在公民身边的巨大且持久的威胁：尽管911恐怖分子中无一人是难民或寻求避难者，可他们还是似乎顺理成章地被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移民、难民、少数族裔被视为新的公民安全的“致命威胁”，与国外的潜在恐怖分子相比，他们更加温顺，更容易控制，所需的成本更小；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如此全面地渗透到本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去，更贴近民众，是更有效且更长期稳定的威胁之源。全球化活动以不可阻遏的巨大力量消解了政权机构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绝大多数专制特权和能力，现代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丧失了经济和社会等觉大多数功能，甚至连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都受到严重动摇。国家对此无力抗拒，更别提控制了（想想互联网的言论自由给传统专制国家政权带来的冲击）。移民、难民、少数族裔等等成了政府手中仅剩的最后几张足以震慑民众、维护自身存在合法性的牌，国家也在越来越频繁地打出这张牌：偷渡客犯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扰乱社会秩序，云云。人们越是相信这些信息，就越惶恐于自己暴露在不安全中，而这就是国家的目的。

23 Jan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