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与现代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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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对现代化中的废弃物分析从对失业现象的分析开始。X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一代，尤其是英国）患抑郁症的比例激增（增加了一倍），他们以不同于任何前时代人的方式对“失业”的威胁感到焦虑、恐惧和沮丧。“失业”（unemployment）的“un-”前缀代表着一种暂时的非正常状态，一种可以解决的暂时的小恙。而从语义学上来说，X一代所为之焦虑的“失业”正反应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即在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以劳动而换得社会赋予个体的身份认同、角色归位、甚至生存本身的关于“交换”的社会语境下，失业就意味着个人被排除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秩序之外，甚至不具有生存的合法性，这种焦虑如影随形，成为治疗X一代抑郁症的关键。

从伦理学上来讲，人们在“是”如此的世界中充满各种世界“应当”如何的想象，并根据这些“应当”产生将之实现的冲动，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呈“双重存在”特征——即“是”与“应当”彼此区分又纠缠不清——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根据一切“应当”对世界眼下之所“是”展开激烈抨击，并提出无数实现各自“应当”的方案；这些方案也在现代性体系内部互相对立、彼此纠缠争斗不休。那么，在“是”的世界里仅仅是暂时和反常现象的失业，到了“应当”的现代性世界中却成了过剩和多余，它不再有如“un-”前缀一般对异常或病态状态的暗示，反而成了永恒的常态。过剩代表着不再被需要，甚至不再被接受、被认同。在X一代所生活的时代里，与前代不同，导致失业的原因从暂时性的结构调整变成劳动力过剩的常态性困扰：他们不再为社会所需要，因而体会到被抛弃的多余和丧失归属感、进而失去自尊心和生活的意义。这给X一代带来前所未有的抑郁致因同时，也使他们带有反社会性倾向。

作为“劳动力储备大军”的失业者——X一代的父辈以及前代人们——仍然有被重新雇佣从而结束“失业”的暂时性病态状态，被社会再次需要、承认并接纳的可能性。而X一代面临的是人口过剩带来的绝对多余，失业的他们没有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或者说，仅仅是机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雇佣他们、使他们重新获得“生产者”身份，重新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的可能，但却绝对剥夺了他们消费者的资格，他们也因不具备游戏参与者的资格而被抛弃。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上班族、失业者、还是即将进入社会的潜在劳动者来说，为社会所认可并接纳所需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高——学历、胜任工作岗位所必需的知识机能、作为社会成员应当知晓并熟知的规则...这些已经并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甩下现代化这辆仍在不断加速的列车。

失业并不是只有X一代才面对的社会现象，他们的前人们也同样受到失业的困扰，也会有挫败感和感到落后于时代的喟叹，会迷惘困惑并倍感无力。但除此而外，展现在X一代面前的困境更加独特。在X一代之前的时代里，手段相对目标来说更为重要，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有效性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一条条虽然逼窄僵硬死板却至少清晰可见的未来：遵守游戏规则，虽然并无多少冒险一博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和余地，但却至少可以平安稳健波澜不惊的度过一生，不会遇到太多未知状况和风险。规则虽然饱受诟病，但最起码它以明确和清晰的方式为人们指出未来是什么样子。然而在X一代所生活的时代里，目标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性，只要能达成目标，采取何种手段是可以不被过问的。手段不再重要，曾经至高无上的规则普遍瓦解，（1）引致未来的相对确定性也随之不存在了。（2）人们越来越多的采取不同手段来实现目标；而（3）目标本身也没有稳固可靠的特性，甚至会在人们向彼处进发的途中先行瓦解，手段的多样性和目标得不确定性相应地导致（4）规则不再可靠，而（5）人们一旦被现行规则淘汰出局，又找不到一条足够清晰明确和可操作的路径重新为社会所吸收接纳。（6）政府也无法帮助制订并维护这样的规则。更严重的是，（7）对持有有限理性的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法规避、无从认知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