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待检验信仰的“社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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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把这段笔记敲进硬盘发到网络上，是因为一直的这个疑虑，我们开始对西方学者的“自由”观视为不证自明的普世性真理，不仅适用于基督教西方世界，也适用于中国的时候，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真的是我们所必需的么，以及他们鼓吹的、并强烈号召全世界广泛接受的这种自由观，真的就如表面看起来般的美好？与其先入为主的视自由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全盘拥护，再进之构建地基之上的整套理论体系，不如对自由本身进行反思。这部分笔记就是在考虑，“自由”作为一种候补信仰，在试图融入东亚传统信仰体系的时候，所需要的检验程序有哪些。
其实我很担心，若像最近如故论坛上某位网友所热烈赞颂，将自由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认为解除如今中国困局非此一方别无他法的话，是否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致命的自负”？？


一种候补信仰（思想、断言等）之得以进入信仰体系，从而被赋予“社会执照”而得到承认，依赖于以下三种检验程序：关于兼容性的判断、关于可核实性的判断（经验主义的核实）、关于一致性的核实（价值的一致性）。

一、关于兼容性的判断
检验一种候补信仰是否兼容于现存的信仰体系。它是人种科学中所有理论关系和信仰关系里最为松散的一种关系。兼容性判断存在着两中裂隙阻碍它成为真正完全有效的检验方法。第一是知识的不完整性。
第二是“合理性”，即通过一种理论/历史信仰支持另一种理论/历史信仰的方式，赋予待检验的理论/历史信仰以合理性的方法。它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在信仰体系之外，用价值言词代替历史言词；其二是在信仰体系内部用含蓄的言词代替明确的论证。此时的“信仰”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明确的信仰和含蓄的信仰。所谓明确的信仰可以被理解为不证自明的、非常明显无须赘言的等等，是种一般性的显性信仰，人们往往对它们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并且可以用口头表达出来与人交流。含蓄的信仰则相反。在口头交流时，二者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在正式交流的场合下则存在明显区别。含蓄信仰很少见诸于书面文字，或者是以明确的言论命题或“公理”身份出现，作者采取自以为然的态度描述这些含蓄信仰，并假设读者也会接受这些并无严格论证和明确证据支持的假设式命题的合理性。

二、关于可核实性的判断
核实就是检验一个信仰是否符合事实。通常的方式是寻找证据来证实或批驳一种假设（信仰）。但核实活动从来就不是完整的——每种文化人群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对经验主义信仰的某个部分的肯定或否定表示满意。在此基础上，再对待检验理论作出完全的核实，从条件上来说未必会取得充分的证据，从情况分析来看，也并不必要。
兼容性判断比核实判断更重要。合适的工作本身就是判断待检验理论的兼容性，都是依据现有的信仰体系判断新的信仰（命题、判断）是否与之相契合，而不是对待检验理论的直接含义作出理解。因而，当待检验理论与现有信仰体系不相容时，通常的解决方案是保护现有信仰体系免受置疑，其保护行动常常是教条式的、尖锐的和非此即彼的。
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核实活动可称为“学者群内部的知识革命”，不断发现的对现有支配性理论的小的置疑逐渐积累成为大的洪流，进而在学术体系内掀起一场革命，推翻原有体系而成为支配性信仰；随后固步自封，阻止对自身不利的新的假说和批驳的出现以及壮大，直到再也无法遏制该趋势，被整个推翻。
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实活动则与之不同。首先，尽管阐述这些思想和概念的教授与学者们并不属于上层利益阶层，但他们的言论与思想总是不自觉地成为上层利益的代言者。社会科学领域的信仰体系更替也从来都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滋生于学术体系内部，而是由于上层阶级集团变动而导致利益关系改变，所导致的结果。其次，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用新的理论体系攻击旧理论体系比较困难，这部分地可归因于其科学研究方法通常都很不严格。再次，收集证据的工作本身就受影响于、甚至被决定于现存信仰体系。

三、关于价值一致性的判断
价值一致性是说人们倾向于相信想要相信的东西。带有倾向性的价值判断往往是最直接了当的和最温和的，并最终根据一系列价值观形成如同信仰体系一般的价值体系。但经验主义意义上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还是存在着区别。前者是对世界的事务真实与否的判断，后者是对世界的事务为人们喜爱与否的判断，并进而要求人们采取行动。因此，信仰的领域不是自主的领域，不是透明的领域。价值领域是信仰与实践之间的过渡地带，价值即利益。
价值体系与经验主义的信仰体系往往结成一种双向一致性关系：一种不为某一人群喜欢的言论通常不符合这群人的利益，反之亦然。同时价值体系代表着对这群人在未来展开行动的预见。而当两种体系之间存在不一致时，除非在短时间内社会剧烈动荡，否则必然会有变革的诉求，并且必然是信仰体系向代表物质利益的价值体系靠拢，做出相应变动，因为价值是具体世俗利益的表述。
通过价值一致性的判断，信仰与文化得以连接在一起。学者的个人信仰通过与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性而与代表当前上层利益关系的文化相联系。上层利益集团奖励与其价值相一致的个体学者的信仰，压制反对者，从而推动价值一致性的有效化进程，共同致力于符合上层利益的文化。其方式为：上层权力阶级试图通过对所掌握的奖惩权利的颁行，使个体的学者相信这一人群（即上层权力阶级）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之代表；每种利益分别形成相对应的价值观，进而联结成一整套统一的价值体系。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布劳特著，谭荣根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