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和现代化5 20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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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hail Bakhtin对世俗人类权力的解密有助于更好理解废弃物现象。他用“宇宙恐惧”来指人在面对永恒、无穷的庞大宇宙时，反观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力而体会到的恐惧感，从根本上说宇宙恐惧产生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而一旦赋予宇宙以属人的特性，让宇宙开口说话，是为上帝，就成了人类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宗教的源动力：对宇宙的恐惧变成了对开口说话的上帝的恐惧，宇宙力量人格化为上帝，成为人们软弱和服从的对象。人们终于可以通过遵守神的旨意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确定性和已知性，从而感到安全。宇宙力量的无所不能物化为上帝的无所不能，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上帝一旦开口说话便以绝对的权威和压迫力量强迫人的服从，并惩罚一切有违神意的行为。这样，一方面是权威力量的不容挑战，一方面是其来源的不容置疑，人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得以强化，对上帝的服庸由此根深蒂固。世俗权力机构则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恐惧感：借助”宇宙力量“制造出人们的”权威恐惧“心态，通过牢牢抓住对上帝（宇宙力量）的解释权插进人们的恐惧无力软弱和需要保护的情感之中，使得它自己成为被需要的东西，获得权力和存在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存在的基础正是人们对宇宙力量充满恐惧，要求受到保护以免于不确定性和未知的困扰。同时出于对无限权力的渴求，国家希望从人们手中获取更多的权力和空间，于是便刻意夸大、强化威胁的程度和频率，制造出仿佛陷入日益严峻且无以复加的个人危险境地的假相，再表现出仿佛具有能将公民带出痛苦和恐惧的能力，以“恐吓”自己公民的方式来逼迫他们就范，乖乖授予国家机构以强大且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911之后，“反恐“便成为绝佳的借口。国家不止一次并越发例行公事般地发布最高规格的警报，警告又一次与911规模不相上下的恐怖袭击迫在眉睫，尽管无人知晓它究竟将于何时何地发生。政府要求市民提前做好准备——塑料布、饮用水、电池、收音机、防卫武器……应急商品在市场上被三番五次抢购——市民们仍被告之，这些远远不够。恐怖袭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随时随地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必须被民众授予更多的权力——选票、税金、入伍服役的兵员、舆论等等——来直捣黄龙，一鼓作气摧毁恐怖分子的大本营，一劳永逸的将本国民众从恐惧中拯救出来。然而谁知道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究竟在哪！摧毁了一个基地，很快又发现新的更多的基地，威胁本国国土安全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建构的社会秩序下，“威胁”日益成为常态，“安全”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无从觅得。政府让人们感觉到日益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动荡环境中，政府要人们紧张，而且越紧张越好：人们越是感到不安全，政府就越是获得更多的权力。

恐怖分子毕竟不会常有，频兴甲戈之师于遥远的他国土地似乎也不会持之以恒地激起民众的恐惧感，更别说其中蕴含的风险和成本了。与之相比，更有效的莫过于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移民和难民了。他们已经如此全面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仿佛同我们一样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和神秘，以至于很轻易便可以被政府描述为潜伏在公民身边的巨大且持久的威胁：尽管911恐怖分子中无一人是难民或寻求避难者，可他们还是似乎顺理成章地被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移民、难民、少数族裔被视为新的公民安全的“致命威胁”，与国外的潜在恐怖分子相比，他们更加温顺，更容易控制，所需的成本更小；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如此全面地渗透到本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去，更贴近民众，是更有效且更长期稳定的威胁之源。全球化活动以不可阻遏的巨大力量消解了政权机构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绝大多数专制特权和能力，现代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丧失了经济和社会等觉大多数功能，甚至连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都受到严重动摇。国家对此无力抗拒，更别提控制了（想想互联网的言论自由给传统专制国家政权带来的冲击）。移民、难民、少数族裔等等成了政府手中仅剩的最后几张足以震慑民众、维护自身存在合法性的牌，国家也在越来越频繁地打出这张牌：偷渡客犯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扰乱社会秩序，云云。人们越是相信这些信息，就越惶恐于自己暴露在不安全中，而这就是国家的目的。

23 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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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和现代化4 200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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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以与Multhus预言相反的方式向“我们”展现着美好的前景。“我们”永远太少，“他们”永远太多，眼下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完全可以解决：只要我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力量，相信通过占据更广阔的领土、更丰富的资源，驭使更多的劳动力，便可以享受更加幸福的未来。或者毋宁说，我们面对的“短缺”（人口、资源等）只是因为未能将潜能发挥至极致。

人口的负担被放入全球化进程中加以审视。现代化对Multhus之诘难的回答是相信世界上总会有空间吸纳多余的人们，从而将本国的矛盾向外推给全球化进程。在这种秩序构建的现代化推进活动中，一方面在富裕地区内部，一部分人首先因为无法满足消费时代的需求而成为多余的和不被需要的垃圾，变成亟待清理的对象；另一方面富裕国家和地区得以凭借地区比较优势，借助科学技术、文化甚至是明火执仗的军事力量向欠发达地区强行推行移民计划，安置本国过剩的和不再被需要的人口。在此过程中，明明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移民活动通过所掌握着的话语权来赋予其自身以道德上的合法性：只需将土著民描绘成原始、愚昧、邪恶和黑暗的即可，他们就成为需要被清除的对象，以腾出空间供移民之用。

作为“多余人”的人类废弃物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消费社会的规则要求。他们被斥为无能、好吃懒做、邪恶、不思进取，从而被赋予可以抛弃的公允理由——然而这种秩序本身就是被构建的产物，规则含混不清又使人无从反抗，只能被打上“无用”的标签进入废弃物的行列，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忧虑，穷人太多并且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态势，会拖累发达国家和地区，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由发达地区资助的一系列旨在“人道地”减少人口的政策由此得以在贫困地区推行。而真实的情况并非穷人太多了，而是恰恰相反，富人太多了。人们只关注贫困国家的高生育率，却忽视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大都有着相当高的人口密度，甚至将中国和印度的所有人口都转移到美国，其人均国土占有量也不抵英国的当前值。富人太多了，他们固执地坚持既有的高标准生活水平，源源不断从穷国吸收资源能源等各种财富，并将垃圾、甚至是有毒废弃物输入并存留在那里。富人们对这种基于剥削的不平等现代化体系视而不见，只是在担忧越来越多的“垃圾“（”他们“）会影响”我们“的高水准生活方式。而事实上问题恰恰出在”我们“自身：富人们出于自身的贪婪和享受而设计并维持这样一套全球体系，消费”他们“的价值以更好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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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是无非 2 沈阳

02 沈阳

关于理工大17舍204和师大中文系某寝的联谊寝室，情况发展到此处仿佛田园诗一般充满美好的情愫。可我的生活总归和大多数人的一样，总像情节低劣恶俗的言情小说那样满是起伏曲折的矛盾和意外。首先表现在我的格格不入上。经历了入学时的新鲜和试探，以及初初交往的礼貌后，每个人自己的习惯和特点都开始展现了出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希望在大学结识到的朋友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204其他人对我的看法应该也是如此。我们像是无法并拢到相同方向去行驶的船，仅仅是被同一个系别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宿舍的绳子强行绑在一起，终究会有矛盾爆发的时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以后再讲）。我开始将大多数时间投在了图书馆和自习教室。204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很少打听，或者说即便我想知道，问他们，他们也不大愿意对我说。

所以老大和沈阳谈恋爱了的消息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在确定了那晚老大说的话并不是我记错了之后，我开始试图为此作出辩解：陷入热恋中的人们都是盲目的，又何必对此前某个晚上说过的话过于认真呢？伟大的爱情会原谅它。204的其他人或者已经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或者根本就无动于衷，何必过多纠缠在别人的私事里面？友寝逐渐变得名存实亡了：老大和沈阳的二人行动越来越多，204其他人又无法或者不愿担当起老大丢下的友寝联络人的担子。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还是好事，至少这几个月的交往撮合成了一对恋人，此次联谊寝室活动也算圆满成功了。
从入学后不久开始，我喜欢上了理工大外语系的一位大眼睛大脾气的瘦女孩，并开始追求她。我称呼她为“大米”。我参加的寝室活动越来越少了，或者是和大米一起上自习，或者是泡在校图书馆。很快寒假就到了。

我把大米送上406路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公交车将抵达火车站，大米将踏上北上回家的列车。想到还要40天才能再见到大米，我突然很失落，空荡荡地难受。回到宿舍时，204其他人都已经收拾好行囊回家了，只有老大和沈阳在。我决定避免当电灯泡，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拿着书跑到走廊去过夜。隔着门不时传来低低的交谈声和笑声，和一切热恋中的情侣们一样，老大和沈阳很快乐。这让我想念大米的失落感更重了一些。我拿着书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却很难读进去什么内容。直到凌晨两三点钟，听着屋子里渐渐没了声响他们应该是睡着了，我也开门回到宿舍，翻身上床睡去。

第二天下午我也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40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回到学校后的生活和以前没什么差别，我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将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投入图书馆的书和外语系的大米身上。直到有一天我又发现，老大和沈阳分手了。
事情的细节不得而知，大概是老大主动提出的分手，有可能是另有心上人。于是联谊寝室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彻底分崩离析。大家伙曾经那么亲密的凑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闹闹，突然间什么都没了；曾经有爱人彼此的亲昵和爱意，而可怕的是，分手后却看不到大吵大闹甚至是恶狠狠的反目成仇。一切都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平淡的让人感到恐惧：仿佛从来就不曾认识过叫做小大连和沈阳的女孩们，仿佛204从来就没有过联谊寝室，仿佛从来就没有和谁坐在同一些凳子拼成的简易桌子前吃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这一切都好象是杜撰的一样，现在都烟消云散了。
那么，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越来越糊涂了。我将如何去和大米相处？我将如何看待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未来，也会像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的平淡么？把生活当成一块面包来看待，觉得哪一块不好就手起刀落咔嚓切去，丢掉，然后心安理得：它从来就不属于原本那块面包的一部分，即使伤口还在滴血，或者更残忍一些的想，根本就无动于衷，切掉了就切掉了，根本就不会受伤？

然后我告诉自己，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永远不要用这种方式来面对它。要承认发生了的一切。它们都是活生生的记忆。

如果还想说什么的话，第一是，也许我对发生于七年前的事情的回忆有很多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我不保证它们是完全真实的——对号入座的话恐怕会出现不一致。第二是，我对自己大学时代的回忆完全是就事论事的，但既然希望坦诚回忆自己的过去并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难免会得罪牵涉到的当事人。对事不对人，还请多多海涵。第三是，我很想再一次见见小大连和沈阳，不知道她们现在都在哪，过得还好么？我那时是个很小很小的小男孩，17岁，发育得很晚，一脸幼稚和童气（现在也是一样）。她们也许不会记住这样的一个男生吧。但每次我想到大学时代发生的事，都会不由自主想到她们，因为那是唯一一次联谊寝室活动，也是两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生。

03:32 26 J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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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是无非 1 《鸭子》

引子

记下些无是无非的故事，向时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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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鸭子》

99年秋天进入理工大读书，被安排住在17舍204，宿舍共6个人，都是同一个系的新生。当年很流行结交友寝，就是某个宿舍和另一个宿舍结成（通常是男女搭配的）联谊寝室，共同举办一些活动打发时间。宿舍老大是大连人，很快和高中时同班的一位女生取得了联系，她考上同在大连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宿舍姊妹们和我们一样对其他大学生和异性充满好奇与憧憬。于是一拍即合，在老大和他那位女同学的撮合下，我们决定结成友寝定期不定期的集体活动。

第一次“见面”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双方依次拿起话筒和对方作介绍。轮到我时，对方与我交谈的是一位沈阳女孩，说起话来带着些许沈阳口音和初次结交陌生人表现出的拘谨和紧张，我们在大约5分钟的时间里通报了彼此的姓名，聊了聊天气、家谱和所就读中学的情况。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分别与对方宿舍的一位女生通电话。这就算正式结识了。随后的某个周末我们决定举行第一次集体活动，地点就在理工大17舍204，活动内容是吃火锅：涮羊肉。6个男生七手八脚把板凳拼在一起作桌子，备好酒菜，女生们如约到来。老大的高中同学个子不高，长得很古灵精怪，梳着齐耳短发，开朗活泼极富感染力，说起话来突突突突好像机关枪，正好和同样喋喋不休的老大针尖对麦芒，搅得204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了，就称呼她为“小大连”）。和我通过电话的沈阳女孩个子较高，目测穿着高跟皮鞋大概有170，长得也颇标准，有东北女孩的大方气质，笑起来很漂亮，活脱脱美人坯子（我叫她为“沈阳”）。我们高唱凯歌消灭掉了很多羊肉和啤酒，以庆祝第一次见面圆满成功。从那时起，双方的友寝关系就算正式建立起来了。

年轻人总是活泼好动，对陌生的人和生活充满好奇，正如我们99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尤其是遇到老大这么一位很能言会道的大连人和他同样能言会道的女同学，从那时起开始我们的交往变得很频繁，对彼此的了解也逐渐深入起来。直到有一天，晚上熄灯后惯常进行的204卧谈会上老大突然说：沈阳是个好女孩，大家都回应说是阿是阿，她是个开心果。随后老大说：我可得把话说在前头，咱204的六个人谁都不许打沈阳的主意，否则可别怪我跟他翻脸。大家都回应说好阿好阿，我们完全同意没意见。沈阳是我们大家的，谁都不该把她据为己有。

99年底很快就到了，大概是12月31日的晚上，理工大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接千禧年的庆祝晚会，高潮内容是组织几千名学生聚集在广场上高举经过精心选拍的各色彩棒有秩序地冲空中挥舞，以典型的好大喜功和劳民伤财来向21世纪问好（我又罗嗦跑题了）。我们也决定在那天晚上举行联谊寝室第N次活动，内容包括在204吃火锅和理工大主楼广场欣赏晚会。小大连当天晚上闷闷不乐，满腹心事都写在脸上，显得郁郁寡欢。我偷偷问老大是怎么回事，老大说好象是感情问题，让我们多加留意。大家围在热气腾腾的火锅边边吃边活动，轮到小大连出节目的时候，她跳起来说我给大家唱首歌。她唱的是那首同样古灵精怪的歌手苏慧伦的《鸭子》，
那晚小大连闷闷不乐的神情和她强作欢颜唱的《鸭子》一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直到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马上想起她和那晚的忧伤来。小大连喝了很多的酒，仿佛恶狠狠的在和谁呕气一般，终于哇哇吐了起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扶上床休息，偷偷叹着气看她默默地抹眼泪。

午夜即将来临，友寝成员们要出门去主楼广场看晚会了。我和现在一样对这类晚会提不起兴趣，要留在寝室里。于是照看仍躺在床上的小大连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很快204只剩下小大连和我两个人。我坐在火锅旁兴味索然，不再有吃些东西的食欲；想安慰安慰仍旧满脸泪痕躺在床上的小大连，又拙嘴苯腮不知道该怎么哄劝陷入感情纠葛的女孩，只好颇尴尬地坐着，偶尔递给她一条重新换过水的毛巾。小大连似乎也感觉到气氛的尴尬了，和我说了一些什么——今天我已经完全记不起那晚谈话的内容了，所以可以肯定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仅仅是为了打破沉默而发出的声音。大多数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小大连在床上躺着，我在火锅边的凳子上坐着。白色的日光灯没有打开，只有一盏台灯点着，微弱的黄色灯光里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也就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原来看似无忧无虑总给别人带去欢乐和笑声的小开心果，也会有自己的心事和烦恼，也会为了感情而受到伤害打击。强颜欢笑背后藏着的都是没有办法和外人说的痛苦。一年之后我在读石康小说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句：“阿莱告诉我，在你难过的时候不要和别人说。因为那没有用“。它是如此深的触动着我，以至于我甚至不知道活泼开朗总逗人发笑的小大连和泪水肆虐楚楚可怜的小大连哪个才是真的，或者说她的无助和痛苦究竟有没有解药。我坐在那片模糊的灯光下，时间也跟着变得不确定起来，我开始觉得恍惚间白云苍狗，这个场景切换到五十年之后，七十岁的小大连还会不会为了这个原因借酒浇愁以泪洗面，七十岁的我还会不会为了不知怎么哄劝别人而手足无措。

晚会结束了。男男女女们又回到了204。日光灯打开了，又开始有说有笑了，刚才的一切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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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与现代化 3

3
从X一代所面对的社会状况入手，Bauman分析人的设计活动作为秩序建构的产物，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制造着垃圾。“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段话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采取行动以改变世界，通过行动的结果来反向验证知识本身。如果这个过程是正确的，那么无处不在的垃圾是否在向我们标识出我们所持有的知识的混乱和驳杂？

传统农耕活动几乎不会产生废弃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粒谷物变成一簇谷穗，生生不息，生命在无休止地重复自身，进而达到“永生”。与之相反，以采矿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却只是单向的破坏和毁灭，它把有用的部分提取出来，把余下“无用”的部分当作废弃物丢掉，本无所谓善恶美丑的自然在人的强行介入下被打上伦理标签，不同东西的命运如何取决于人的价值取向——知识通过改变世界证明自身，那么垃圾的产生足以证明人之只是的混乱：物品有用还是无用的判定标准，如果是以实际用途不同而加以分辨的话或许尚可（只是又会回到前述“手段——目标”的困境中去；但它甚至有时会仅以人的仪式性活动来加以区分。头发还在人身体上生长时，人们不厌其烦地梳理、涂油、盘成各种当下流行的样式；而一旦它被剪下，尽管还是头发，却立刻变成了肮脏无用的垃圾，在垃圾场与污物、粪便等混在一起。

现代性的创造活动总是在制造着垃圾。垃圾成为它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尽管不是它所希望得到的。它所预设的前提是：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它把世界认知为“我”和“它我”两部分，在无限膨胀着的“自我”的野心下，由“知识通过改变世界体认自身”的方式不断刷新“它我”的自然世界，推动现代化的进行，一俟启动便无法停止且不可逆转，结果是“它我”（自然世界）的垃圾化，甚至“自我”本身。只是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否定活动会由于个体知识的不完备和理性的固有限度而使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和危机，人们对未来“应当”如何的解读多种多样，而未来“是”如何的却充满变数，知识对消弥“应当”与即将到来的“是”之间的差异的解决方案是对现有设计的更多设计，使之愈发庞杂和抽象：新的设计掩盖旧设计可能代来的风险；它产生的问题可再由更新的设计来解决……直到它成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无休止自我重复下去，成为脱离现实之“是”而自我不朽的永恒存在。其突出例证之一是，信息废弃物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了疯狂的、近乎无休止的自我复制，信息终于成为自我存在的目的，从而整体垃圾化。

现代化意义上的生产活动既产生有用的产品也产生无用的废弃物。前者被人们很骄傲地归功于“发展”，后者却成为人们不愿提及、或至多不过是得到隐蔽地关注的对象。只有当垃圾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填塞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的时候，人们才十分不情愿地承认它的确存在着。有用的产品和无用的垃圾，这一枚硬币的两面同属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人们发现其界限是如此之模糊和难于辨别，以至于不得不成立强制区分二者的秩序和机构——对物质垃圾，为垃圾处理部门；在人类内部，是为移民局和海关。这样，垃圾问题敦促现代性发展成了作为一种设计典范的秩序构建。“好”之所以为“好”、“坏”之所以为“坏”仅仅是凭着人的一时之喜好构建秩序标准加以区分的，本无“好”或“坏”之分的世界由于这套秩序体系而成了垃圾。秩序标准的生成并不是由于人所声称的那样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而产生的，只有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设计者——人——在非理性、偏见、迷信的“帮助”下只能找到失败的人造规律，并在它的指导下生产出更多的垃圾。这样，现代化构建的似乎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未来愿景，它要求人们以理性和激情作无条件服从并按它的要求去行动。这样“现代化”似乎具有了自主的人格特征，“设计”成为自支持、自我证明合理的存在物；既然现代化的设计活动必定会产生垃圾，现代化又是一个一旦启动便无法停止也决不可逆的过程，那么我们社会中充斥这各种各样垃圾的结局也就不可避免了。秩序试图构建出这样一幅“万事万物皆各得其所”的幻想，也因此不由得生成“混乱”这一异体的自我，将同一事物强行剖为两面构成一对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矛盾题。而“秩序”时时刻刻都在试图消除的“混乱”却恰恰只是“秩序”自身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一切努力都只能被消解，归化为虚无。“混乱”无法被消除，而“秩序”又不能否定自身，在此二难困境下，现代性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更多的设计——采取隔离的方案——解决眼下的冲突：对自然物或人类的垃圾建立一整套排外的规则体系，来寻求在一定领域内的秩序。就现代民族国家而言，这套维护秩序的规则就是法律。来自于现实的法律被逐渐授予先验于现实存在的全部主动权，通过抵抗无法律状态来确证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通过先验性赋予法律以它得以成为秩序规则的权力。即使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民族国家也许不再支配、主导国民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它仍然保留着主权最基础以及最本质的权利：豁免权——它是秩序对混乱这一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隔离。

此外，法律意味着（有法律的）秩序状态和（无法律的）混乱状态的对立。后者被排除在法律之外，不被赋于善或恶的任何道德意义，它的存在本身在秩序社会看来便成了无意义。在物质层面上其的确存在着，在道德层面上它却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本身及其意义终于被强行剥离，不再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20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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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与现代化 2

2
Bauman对现代化中的废弃物分析从对失业现象的分析开始。X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一代，尤其是英国）患抑郁症的比例激增（增加了一倍），他们以不同于任何前时代人的方式对“失业”的威胁感到焦虑、恐惧和沮丧。“失业”（unemployment）的“un-”前缀代表着一种暂时的非正常状态，一种可以解决的暂时的小恙。而从语义学上来说，X一代所为之焦虑的“失业”正反应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即在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以劳动而换得社会赋予个体的身份认同、角色归位、甚至生存本身的关于“交换”的社会语境下，失业就意味着个人被排除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秩序之外，甚至不具有生存的合法性，这种焦虑如影随形，成为治疗X一代抑郁症的关键。

从伦理学上来讲，人们在“是”如此的世界中充满各种世界“应当”如何的想象，并根据这些“应当”产生将之实现的冲动，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呈“双重存在”特征——即“是”与“应当”彼此区分又纠缠不清——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根据一切“应当”对世界眼下之所“是”展开激烈抨击，并提出无数实现各自“应当”的方案；这些方案也在现代性体系内部互相对立、彼此纠缠争斗不休。那么，在“是”的世界里仅仅是暂时和反常现象的失业，到了“应当”的现代性世界中却成了过剩和多余，它不再有如“un-”前缀一般对异常或病态状态的暗示，反而成了永恒的常态。过剩代表着不再被需要，甚至不再被接受、被认同。在X一代所生活的时代里，与前代不同，导致失业的原因从暂时性的结构调整变成劳动力过剩的常态性困扰：他们不再为社会所需要，因而体会到被抛弃的多余和丧失归属感、进而失去自尊心和生活的意义。这给X一代带来前所未有的抑郁致因同时，也使他们带有反社会性倾向。

作为“劳动力储备大军”的失业者——X一代的父辈以及前代人们——仍然有被重新雇佣从而结束“失业”的暂时性病态状态，被社会再次需要、承认并接纳的可能性。而X一代面临的是人口过剩带来的绝对多余，失业的他们没有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或者说，仅仅是机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雇佣他们、使他们重新获得“生产者”身份，重新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的可能，但却绝对剥夺了他们消费者的资格，他们也因不具备游戏参与者的资格而被抛弃。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上班族、失业者、还是即将进入社会的潜在劳动者来说，为社会所认可并接纳所需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高——学历、胜任工作岗位所必需的知识机能、作为社会成员应当知晓并熟知的规则...这些已经并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甩下现代化这辆仍在不断加速的列车。

失业并不是只有X一代才面对的社会现象，他们的前人们也同样受到失业的困扰，也会有挫败感和感到落后于时代的喟叹，会迷惘困惑并倍感无力。但除此而外，展现在X一代面前的困境更加独特。在X一代之前的时代里，手段相对目标来说更为重要，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和普遍有效性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一条条虽然逼窄僵硬死板却至少清晰可见的未来：遵守游戏规则，虽然并无多少冒险一博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和余地，但却至少可以平安稳健波澜不惊的度过一生，不会遇到太多未知状况和风险。规则虽然饱受诟病，但最起码它以明确和清晰的方式为人们指出未来是什么样子。然而在X一代所生活的时代里，目标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性，只要能达成目标，采取何种手段是可以不被过问的。手段不再重要，曾经至高无上的规则普遍瓦解，（1）引致未来的相对确定性也随之不存在了。（2）人们越来越多的采取不同手段来实现目标；而（3）目标本身也没有稳固可靠的特性，甚至会在人们向彼处进发的途中先行瓦解，手段的多样性和目标得不确定性相应地导致（4）规则不再可靠，而（5）人们一旦被现行规则淘汰出局，又找不到一条足够清晰明确和可操作的路径重新为社会所吸收接纳。（6）政府也无法帮助制订并维护这样的规则。更严重的是，（7）对持有有限理性的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法规避、无从认知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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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与现代性

http://paraparanoid.blogspot.com

拿到了齐格蒙特.鲍曼的新书《废弃的生命》，和他其他几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等）一道，鲍曼对“现代性”这个关键词进行持久与深入的思考。在这本书中，他选取的角度是“垃圾”，我们身边再普通不过的事物。全书是从这样一个简单而意味深远的比较开始的：

立德、立言、立功，千百年来人们永不止遏的宏伟梦想一一出现又个个以未竟而收场，不朽的宏图终化为朽土一坛；而真正不朽地永久存在着的却是那些因人们不断丢弃而大量堆积的垃圾们。两相对比，速朽的梦想和不朽的垃圾，绝妙的讽刺之下，结局与人们事前一厢情愿的设想竟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但这并未能放缓人们的脚步。在这场名为“现代化”的盛宴里，人们以高昂的热情和勤奋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技术的进步更是进一步加速着这一进程：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新产品被制造出来，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淘汰；它们被丢弃并不是因为使用功能的穷竭，而仅仅是人们喜新厌旧天性的必然结果：新的、功能得到改良的新玩意产生了，原有的物品就必须被抛弃，以让位于这些新奇着的、让人爱不释手的东西，直到明天它们也被更新、更好的玩意所取代...在卡尔维诺的笔下（《看不见的城市》），李奥尼亚城的居民如饥似渴地追求这他们所热衷的新奇事物，并未注意到“一座由无法毁灭的废弃物所堆砌的堡垒”正围绕在他们的周围，“从各个方向俯瞰着它（李奥尼亚），就如环绕的群山。”

其结果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早已满载的星球中。一方面垃圾的日益增多使得从地理空间上来讲，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环境不仅并未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令人满意地逐渐增加，反而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并非由于功能穷竭而产生的垃圾伴随着事实上的贫穷、饥饿和分配不公平，也表现出现代性意义上的全球化不过是一种地区性过剩的伪“全球化”运动，它不可避免沾染上霸权的烙印，成为不可逆的、永久的、强制性的殖民化运动。这是因为，“垃圾”并不单单指堆积如山的人类活动废弃物；甚至连人类本身都在随着披上合法化外衣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而被逐渐异化、边缘化，成为与被丢弃在事实上别无二致的垃圾。在现代性的视野里，单线程“进步”观划分标准下的落后地区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发达”、“工业化”地区转移和放置废弃物的场所——不只是物质，甚至包括剩余人口本身。现代性勾勒出一幅充满田园诗般美妙乐章的图景，以“全球化”的名义构建出一整套关于进步的秩序体系，使得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在该体系的作用下成为“不合格的”、进而“不被需要”的部分，来承担“合格的”、“需要的”现代化进程所丢弃的垃圾。

鲍曼认为，人类所采用的废弃物处理措施，进而以之为重要基础的现代化、全球化活动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姑且不论它所违背的伦理原则——不要剥夺当前人类及其子孙后代进行多样化选择的可能性——多样性越来越被单调和整齐划一所取代；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灾难已经并且持续造成巨大的恐慌：现代性进程使得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边缘地区的脆弱性反过来迫使“先进”地区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对现代性、对全球化的重新审视，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什么是垃圾、以及人类垃圾处理产业的反思。毕竟，“垃圾”体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一切不合时宜的、无效的、因而注定无法持久的人际关系，都必须被赋之以被废弃的结局。

《废弃的生命》 Z. Bauman著，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

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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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位勤奋的blogger

这是说，我对在blog上码字给别人看，满足别人窥伺欲望的活动并不是非常热衷。 部分原因在于我读书和笔记的缓慢，部分原因在于我怀疑自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作者所试图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的话，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私生活有太多公之于众的必要。所以blog总是半死不活，偶尔有篇更新也是了无生气的样子。

10号面试，如果顺利的话，1月中旬就可以回家了。3月份回来，入学，重新进入象牙塔过苦行僧的生活。新的一年，真心希望自己能在象牙塔中重新找到叙述的欲望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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