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归科学，那“善”呢？

西方文化传统是将“真“和“善“的权力归之于上帝。Kant定义了启蒙即是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掌握真理，这样他将“真”的权力从上帝那里夺了出来还给人类。但对于善，Kant很犹豫，他认为就道德而论，人无法掌握它的权力；追问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这是神学家的使命——向上帝求得证明。（Hegel批判了Kant的这种观点，他引入了历史的概念，从而提供了与Kant的超验之路不同的另一个方案：回到历史中去，在历史的每一个当下中寻找善。）现代性自此而徐徐展开。

归人的“真”到了近、现代，逐渐由科学掌握了话语权。科学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理，进一步蚕食着上帝对“真”的威权。同时，对仍掌握着“善”的权力的上帝，现代性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立足点已决非在于上帝是否有界定“善”的决定权上，而进一步拓展到“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上帝的威权受到如此置疑，科学却只关注于“真”，无意进入属于“善”的领域。进而“善”成了难以界定的伦理准则。一片风雨飘摇。

这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已经超越了任何具体科学研究的范围。以经济学来说，无论多么致力于“真”，多么寄望于如物理学般的rigor，却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只埋首在求真理的世界中，它始终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善”？

社会科学坚信回答这个问题是他们的责任之所在。道德世界对人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不仅不能像自然科学般漠视它，甚至要将对它的探究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于是同样脱胎于哲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道扬镳。

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何放弃这种粗暴的二分，真正将真和善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语境下展开追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这个自启蒙运动以来便困扰着人类的难题。而那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也将有望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