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Hans Jonas责任原则的又一点小批判

Hans Jonas 批判 ——责任主体的缺失
Hans Jonas在他的责任伦理学中，提倡当今活着的人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任，换句话说子孙后代应该有生存、发展、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权利要求我们 这些前代人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不破坏他们生存的可能和选择的自由。从道德角度来说，能够明确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必须是有明确所指的主 体；而Jonas的责任伦理学体系无法否认的是，“未来的子孙后代”也只是种潜在的、模糊的可能性的存在，并非严格意义上必然存在着的主体，Jonas无 法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从而让他们有可能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这就带来一个伦理学上的困境，Jonas认识到责任原则在这点上 的不足，并尝试着采用以下办法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试图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出发，从全人类的存续发展这一宏观视角上来谈论“责任”，从而淡化每一单独个体之 “必然”与“可能”之间的逻辑冲突，解决“应当”与“是”的对立。

但应该说，Jonas的方法还是失败的，人类整体并不像单个个人那 样 具有明确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他试图构建一种基于整体的伦理原则来回避责任主体的缺失，但无法让人信服地解释，集体的善是否必然是个人的善，集体的应当又 如何成为个人的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延续发展，我作为其中的一个个人是否有义务为子孙后代着想），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的应当真的能够汇总成为集体的应当（存 在不同价值观、选择偏好和取向的个体意愿是否真能汇总成“人类整体”的意愿）么？

尤其对后一个问题，Arrow的不可能定理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该定理的说明从略）

于是我们看到，Hans Jonas为了避免未来可能的责任主体的缺失，将矛盾转移到作为个人集合体的整体身上，但个人和整体又成为横亘在他面前的又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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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着从制度层面解释春秋时郑国商业的繁荣

春秋时代郑国的商业便已较为发达，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前597年晋楚爆发战争，晋军将领知萤被楚人俘虏了。就有一位 时在楚国的郑国商人计划着将知萤藏在丝棉中间偷偷运离楚国。计划还没等实行呢，楚国把知萤给放了。第二个例子是前627年秦人潜师袭郑，行到王城就被郑商 弦高发现了，他以郑君的名义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来“犒师”，秦军一看以为郑国早已有准备，于是撤军。郑国商业繁荣的原因，部分地可以从制度层面予以解 释：郑国商人早先本是镐京的商朝遗民，郑桓公始受周封的时候，他们随郑公来到此地开荒辟野建设郑国立下不小功劳，郑公因而和他们立下盟誓：“尔无我叛，我 无强贾，毋或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郑国也因了这样的制度层面的保障，使原本就长袖善贾的前朝遗民尽展商业才能，郑国的商业也因而迅速发达起 来。

以上文字主要借鉴自张荫麟《中国史纲》。可以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有二：（1）郑国因何而立？ （2）原典“尔无我叛…”这段话摘引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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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士”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士”，国王、诸侯、大臣豢养的专事征战的武士，不事耕稼而专于武功，是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产物。“士”字原初指执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后渐渐 演变为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因为“士”始终指特别接受过教育的人，春秋以前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马上步下行军拔寨的武“士”教育，春秋中叶则演变为坐而论道谈 诗论文的文“士”教育，士之手教育的特征未变，只是教育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了。

士的主要训练方式是裸着臂腿习御射干戈，此外还有舞乐和礼仪。校射和会舞都有音乐相伴，但彼时的音乐和现在的音乐大不相同。那时的音乐是极其庄严肃穆的活 动，“士无故而不鼓瑟”。舞技则大有讲究。此外，武士除了要有“技”，更要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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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里山河”的由来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疆域的西南角被黄河划出了一块，又有一部分疆域被山地隔开，则称之为“表里山河”的地带。此地为军事要 冲，遏制着秦人东向出路的咽喉：秦人始终对中原虎视眈眈，而向东开进的必经之地就是晋国“表里山河”。三大夫分晋后，此地为魏国所有，魏代替晋继续肩负起 此一重担。后魏衰，秦乘势东顾，终于给中原六国带来切肤之痛，并彻底改变了中原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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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原本依据契约和罗马法建立起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也跟着崩溃了，暴力和残杀充斥着社会，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的所有财产、甚至生命 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危机接踵而至。此时基于理性的权衡，他选择委身于某一强有力人物的保护之下，确保他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作为报酬，他的财产（甚至生 命？）也需交由保护的施与者，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被保护人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成为保护施与者的所有物，被保护者只拥有其经营权，此时的土地 称“封邑”，被保护者丧失人身自由；另一方面，按实力大小，保护者仍然向上臣服，屈从于拥有更强大力量的保护者，于是形成逐层排列的新的关系结构，此即封 建制度的肇始。
然而仅由暴力关系织就的关系结构只能是不稳定和易变的，由此宗教——主要是天主教——登上了历史舞台。原本是下层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与既得利益者合作，通 过哲学、道德等论证手段赋予统治者以既有封建关系的合法性统治地位，以神赐的名义捍卫统治者既得的社会、经济特权，进一步巩固、强化封建的制度结构。进 而，宗教无孔不入渗透到世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基督教庇护下的封建制度关系结构成为中世纪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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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人口的价值比变化所带来的

14世纪欧洲大规模的黑死病过后，人口稳步增加，相应的土地较之劳动力的价值逐渐升高。经济上的利益成为封建土地所有者做 出制度改动的动机，他们将不可随意转让的固定土地所有制转变为灵活的可转让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同时将原本牢固附着于土地上的劳动者（佃农）从土地转让制度 中剥离出去。制度转化为原本的土地所有者产生了更大的利益，如圈地运动等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客观上这又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副作用：大量 被强制与土地相剥离的、“自由”的劳动力——自由一方面是说他们不再受制于领主阶层，重新成为具有行动自主权的个体，另一方面是说，当他们一无所有、尤其 是失去了土地这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时，他们就成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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