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Lawrence White
译：朱彦元(zhyagao@yjrg.org email: zhyagao@hotmail.com)
（原文系英文，见于http://www.mises.org/mofase/methfinb.pdf）
（V1.0 截止到2005年4月30日。欢迎大家帮忙挑错 *^_^*）
I．简介
直到最近，对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兴趣的只限于研究十九世纪晚期边际效用理论演进脉络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们。但实际上这一学派的生命力远远超过这短短的数十 年，其真正关注的焦点也绝不仅仅是边际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探讨的话题范围很广，从理论到应用均有所涉猎。他们之所以被归并为同一个思想流派，突出 表现在其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方法论：主观主义立场上。他们用主观主义方法分析经济现象，进而强调每一个体都怀有明确的目的去做以选择和行动，例如，追求他的 目标，以及采用他认为恰当的手段。此即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肇始之日直至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突出特征，尽管学派内部不同成员间也会从不同角度贯彻这一方法 论思想。正如一位当代著名奥地利派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思想史上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孕育了这样的思想，强调人作为积极的行动者，必须居于经济活动 的中心位置。”
对主观主义立场的格外重视成为早期奥地利学派与杰文斯、瓦尔拉等其他流派的重要不同之处，尽管它们的价值理论都呈现出边际主义特征。埃里希?斯特莱斯勒 （Erich Streissler）指出，“奥地利学派总强调——我认为他们强调地非常正确——他们是主观主义价值学派，与其他学派有所区别”。 但主观主义并不单单意味着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价值论，尤其对当代奥地利学派来说。主观主义成为它们回答每一经济问题时的鲜明特征。简单地说，主观主义历 来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所持有的与众不同的方法。奥地利学派始终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保持距离，就表现他们在面对理论与现实问题时所秉持的独特方法 论。
在追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目光投放于其中六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上，他们始终笃行主观主义方法并为之辩护的思想体现在其理论和方法论著作 中。这六位分别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他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欧肯?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他们二人从不同角度阐述并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学生，他在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维塞尔和米塞斯的学生，他以理论与跨学科研究闻名遐迩，并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师从于哈耶克并自此从事主观主义研究。除此而外，奥地利学派中还有许多稍逊于上述六人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或多或 少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 但这六人不啻为奥地利学派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此外我们额外述及几位于当代阐释并进一步发展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米塞斯的两名学 生，伊斯雷尔?M?科兹纳（Israel M. Krizner）和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
II. 卡尔?门格尔
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立下基石并描绘出未来发展蓝图的重要标志当属门格尔发表于1871年的Grundst?tze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国民经济学原理》，英译本标题为《经济学原理》）。 在该书中门格尔阐述了其独具特色且意蕴丰富的思想，以及卓尔不群的经济观。此后，就以门格尔的国籍而命名的奥地利学派来说，其任务就是不断深究创始人门格 尔的思想，尤其是他的经济观。哈耶克是这么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它的基本思想无疑全部来自门格尔”。
门格尔《原理》一书成为经济思想史中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重要篇章，这已得到人们的广泛共识。1921年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写道：“自李嘉图（Ricardo）的《原理》问世以来，还没有哪本书能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然而此书在付梓刊行的最初一段时间却倍受冷落，甚少有人问津。它只是在德国激起极其有限的反响，并丝毫无助于改变德国人对该书的漠不关心。 对古典经济学抱有的敌意使德国经济学家排斥任何形式的经济理论。彼时在德国居统治地位的是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领导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纯粹逻辑演绎而得的知识毫无价值，只对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以及经济史抱有兴趣。
对《原理》的冷漠，让门格尔倍感挫折之余，也充分认识到德国经济学界不止拒斥他个人的理论，甚至对所有理论经济学都抱有成见，他（用约瑟夫?A?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的话说）“拿起武器，为理论分析在社会事务中的正当性地位而战”。 他搁置了做进一步理论研究的计划（即筹备写作但终未问世的《原理》第二版），转而为现有理论研究作以辩护。以此为目的，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部作品，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insbesondere（就其字面意义来说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调查》，英译本选用标题为《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 此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方法论之战（Methodenstreit）的帷幕，即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就研究方法所展开的论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 门格尔及其在维也纳的追随者们被贴上了“奥地利学派”的标签，德国教授们最初使用这个称谓的时候多带有轻蔑的意味。 也正是在这场论争中，奥地利派学者们第一次认识到他们的独特立场，直到今天仍为该学派成员们在方法论著述中津津乐道。
与维塞尔的远离论辩漩涡不同，庞巴维克全力投入到这场方法论之战中来。在交锋中他和门格尔一样，即便语气上也许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根本姿态仍然是被动防 御着的。他们也不质询历史方法论是否有效，或是否能服务于某些特定目标；恰恰这些质询将对对方所宣称的历史方法的普适性和绝对重要性造成巨大冲击。他们试 图肯定对经济问题作抽象的理论研究是行之有效的，进而证明理论经济学是可能的。
门格尔经济理论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很明显建构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 这位希腊哲人的名字数次出现在门格尔《原理》一书中。 通过寻找经济关系的“本质”，门格尔追问这些关联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并相信它们必定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展开而呈现出来。门格尔致力于发现支配经济现象的 “精确”定律：并不是精确如数学定理般的定律，而是那些必定会随着客观事实展现出来的、无涉时间地域影响地永远正确的定律。 在门格尔看来（也包括庞巴维克，他也持同样的哲学立场），客观世界的本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的本质（源自需求的、对更大满足的渴望）共同作用构成 经济世界的基本框架。
门格尔笃信人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为心理需求所左右。个体人的需求被作为客观因素予以考虑，而与意志无关——在意志面前，个人很容易被误解或是忽略掉。与他 同时代的人将门格尔的效用概念盲目扩大，并批评“效用”过于“心理学化”或“享乐主义化”。而在出版《原理》一书后，门格尔始终致力于将效用同生物学联系 起来。通过门格尔的儿子对他父亲第二版《原理》一书所作的说明，我们得知门格尔已经转向研究生物学与心理学，通过阐述需求理论来补充他的价值论。
除此而外，门格尔的研究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他认为个体的人尽管始终受到欲望的诱惑，却并非直接受其指使而行动。他的行动必须遵循自己的选择，但选择却并非 建立在对自己的需求有充分和明确认识的前提下。因此，与其说对生理学的强调成为门格尔价值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毋宁说它是对后者的有力补充，并因此被奥地 利学派的后继者们毫不吝惜地丢掉了。
门格尔在《原理》一书中首次述及某一有用物品的特性，随后探讨商品的特性，然后是经济（稀缺）商品的特性。他定义并讨论了商品的可交易性，向读者描述最具 可交易性的商品是如何成为交换物或货币媒介的。随着论述的层层深入，门格尔再四强调其特性的主观性，强调物品的特性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需求的个人对 它的态度、以及该物品可以满足他需求的能力。 门格尔始终秉持的主观主义立场，使他——通过被维塞尔称为“归属”（imputation）的途径——能够将分析的触角延展到对资本物的估价上来，门格尔 将这种资本物定义为“较高层级商品”（higher order）商品。维塞尔更详尽地发展了这一方法，奥地利学派理论家们始终强调，某一商品是否被看作是资本，不仅取决于其客观属性，更要看它在个人生产及 消费的节约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门格尔的本质主义对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的又一重要影响表现在，他以此拒斥使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否认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封写给完全用数学方法表述边际主义思想的瓦尔拉（Warlas）的信中，门格尔说：
我们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数量关系，更是经济现象的本性（或本质）。我们怎么能靠数学方法获得对后者的知识呢（比如，价值、地租、利润、劳动分工、复本位币制（bimetallism）等等的本质）？
熊彼特没有认清奥地利学派边际主义思想背后的主观主义立场，批评奥地利学派存在“技术上的缺陷”因而无法“了解联立方程组的含义”。 然而，缺乏数学式表述决不是因为他们的无知。证据不仅仅在于传统奥地利大学教育会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数学训练，门格尔本人更是出自数学背景格外突出的家庭。 奥地利派学者们充分掌握了必要的数学技巧，只是出于方法论的原因才明确拒绝使用它们。
门格尔对经济现象的本性或本质的关注，意味着关注该现象之所存在的原因，或者说它因何而生。起源——因果论解释 的研究方式排除了引入数学工具的必要性。门格尔的儿子、数学家卡尔曾经指出，数理经济学囿于功能关系的范围，然而奥地利学派奉行因果解释法。 关于奥地利学派拒绝引入数学作为经济分析工具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做出许多更进一步的解释，例如在主观主义立场下看，不同边际价值之间根本不可能等同。在对 交换活动的本源的调查中他们发现，交换行为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每一方都将对方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视为高过自己手中物品的价值。瓦尔拉主义的数理学派试 图建构一套永恒的均衡价格系统，相反，门格尔致力于解释价格形成背后的驱力与动因。
既已将追溯经济现象之始源视为己任，门格尔及其后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为了展开研究工作，有必要对经济现象的产生条件作最简化设定。门格尔于是在两 方间交易模型中论述价格的形成机理。 庞巴维克也依循此例。 维塞尔用名为“简化抽象”的概念描述从鲁宾逊经济体系（Robinson Crusoe Economy）向复杂货币经济体系的转变。 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人、经济与国家》（Man, Economy, and State），一部系统表述当代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代表作，在前人从鲁滨逊到现实世界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 米塞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指出，“交换学”（catallactics）这一基本范畴，即价值、商品、交换、价格与成本，“都在每一次选择活动中细致展示出 来”。 到了后期他又强调，一些重要现象只能为理论敏锐地捕捉到，尤其是那些涉及到货币价格计算的复杂经济活动；理论来自、但超越了在单纯的鲁滨逊体系中的选择行 为。复杂的经济计算无论对鲁滨逊还是被孤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来说，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它只有在货币交换活动中才得以实现。
III.庞巴维克和维塞尔
门格尔出于深思熟虑而拒绝使用数学方法，现在看来这是一处重大失误，因为如此就无法拨开重重浓雾解释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流程。但在当时，门格尔的立场却被 继承者们忠贞不渝地继承下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特征。庞巴维克在他的代表作《资本与利息》中就清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理论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存在着重 要的功能联系； 但他只对这些联系作严格的因果分析。维塞尔和门格尔一样，对瓦尔拉的理论持尖锐抨击态度。
维塞尔反对在经济理论中运用微积分。他强调经济现象本质上是不连续和离散的。奥地利派学者们基于人都是在真实世界中思考与行动的认识，始终致力于运用离散 单位与不连续的点来构筑边际主义理论，不肯借助无穷小单位和平滑曲线。门格尔在《原理》一书中多次强调非连续性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维塞尔清楚明确地指出，边际效用体系中存在变化的离散性，并致力于建立可归之为收入中的非连续性的“归属”理论。庞巴维克通过非连续表分析供给和需求，并 用不可再约分的商品——马——来描述市场现象。 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强调边际效用指标中变化的离散性特征，这与他们的主观主义立场密切相关，即只有那些切身参与到估价活动中的个人才可能感受到哪怕是些微的 变化，在这点上熊彼特再次作了不当的理解，以至于评论道对奥地利派理论家们来说，微分学正是必要的工具，以“正确表述他们的理性思考”。
熊彼特对奥地利派学者们的又一论断是他们“将边际效用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创新”， 这表明他或许受到了庞巴维克的误导，后者曾出于宣传本学派的目的而说出这番话来。 维塞尔亦曾有此类似论断。今天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情境作以理解，彼时奥地利学派的宏伟理论大厦刚刚破土动工。诚然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范围决不仅仅局限于价值 论这一点。更需指出的是，此论断并未确切道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正如施特莱斯勒（Streissler）所强调的，从根本上说，边际主义并不是门格尔《原 理》一书的要旨。 甚至边际效用的概念也是直到第三章才出现在读者面前。
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三位早期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中，门格尔将绝大多数精力投诸方法论事务上来。维塞尔，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并未对科学方法论这一门独特的学科做出多少贡献”。 熊彼特则不无公允地评价庞巴维克“并不是一位方法论的内行”。
维塞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从方法论的研究或论战中有所得益，只是认为适当的方法会自然而然展现于对理论的实践活动中。因此，在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间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尤其表现在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中。
庞巴维克在“精确”方法的认识论上追随门格尔，并称之为“隔离的”方法。另一方面，维塞尔选择以他自己的方式论述理论知识的正当性。他说我们以倾听自己 “内在体验”的方式探究经济学的意蕴。门格尔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与外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审视经济学的本质；用埃米尔?考德尔（Emil Kauder）的话说，维塞尔却是在“意识的本己世界中寻找必要的行为序列”。 维塞尔称之为“心理学的”方法，并得到庞巴维克的认可。 维塞尔的心理学倾向使他开创了奥地利派经济学的又一方法论分支；然而他的“自然价值”理论（在某些前提条件下，商品所具有的客观标准化价值）和对人与人之 间效用的可比较性的强调，虽然指明了又一条发展路径，却终遭禁绝。
在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884年的Usprung und Hauptgesety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es中，维塞尔对心理学大唱赞歌，甚至将主观价值理论归入“应用心理学”的门下。在随后的著述中维塞尔转而对自己这一早期论述表示疑虑，解释说经 济理论并不依附于专业或科学的心理学；价值理论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心理学素材。 经济学家处理的那些素材来自内省或内在体验，他们用“理想化假设”（idealizing assumption）将素材铸造成理想样态。维塞尔假设这样一种经济人的存在：他对自己的利益和实现该利益的手段做出响应，并一门心思只追求自身效用的 最大化。门格尔理论中经济主体不依赖于他物的需求则消失不见了。
在《自然价值》（Natural Value,1889）书中，维塞尔将隔离和理想化假设方法的应用范围作以扩展。通过演绎主观估值活动的诸因素，他深入到生产与分配领域，提出了机会成本 概念（被损失掉的效用既为已知）和归属概念，其中后者是他援引自其他人的思想。他解释说，既然消费者只能对最终产品予以估值，作为生产要素的商品价值就只 能通过归属的方法，通过它们所被期望产出的价值的边际贡献予以衡量。生产要素的成本取决于下述因素：任何投入都必定由其他（主观地）有价值应用转移而来。
维塞尔强调主观价值理论尽管系演绎得来，却与经验事实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他在《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1914）一书中强调主观价值的经验特性，尽管披着理论样态的外衣，处理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典型现象。 自奥地利学派成立之日起，回答先验主义问题——先验（演绎）理论如何能具有经验内涵——就是颇让人头痛的一道难关；维塞尔和其他同僚一道受到质疑，要求解 释将抽象理论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可操作性。他的回答是，和所有经验判断一样，他的理论判断必须承认例外的存在，并通过投诸经验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检验，最终 由意识予以确立。门格尔出于本质主义倾向，宣称他的“精确法则”必定绝对正确和永无例外，他解释这些律令“不仅仅是没有例外，就我们思维的法则而言，也不 可能用其他方式去思考它们，而必定是以绝无例外的方式。”对精确法则的经验“检验”只是愚蠢的方法，颇类似于借助真实物体检验几何学的基本原理。
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一样，在这一点上与门格尔存在分歧。历史学派曾攻击奥地利派学者们，认为他们耽于空想的先验主义世界、漠视经验事实。在一篇回战檄文中庞 巴维克在捍卫理论的可能性与价值的同时，指出理论也绝非空穴来风，必须建立在经验观察的牢固基石之上。历史学派中有人认为奥地利学派“据称的抽象演绎法” 是非经验性的，“无视经验事实盲目做出抽象结论”。对此庞巴维克予以驳斥，他说这种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经验主义方法”。他否认奥地利学派的研 究方法源自先验性命题，强调它“源自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并致力于从经验世界中析取、构造普遍法则”。但他同时又强调，这种方法重视从一般到特殊的因果联 系，以发现栖居于因果链条中“因”这一端的事件，这是纯粹归纳方法所无法揭示出来的。
IV.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对庞巴维克的思想来说，最引人注目之处要数他的方法论观点几乎被学术继承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全盘推翻。受教于恩师庞巴维克让米塞斯在经济理论的许多方 面均有很深涉猎，并发展出一套全然不同的认识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他否认通过归纳法得到任何律令的可能性，并捍卫他所称之为“人 类行为学”（Praxeology）的纯粹先验经济理论体系。他试图以此将经济学从对“心理”因素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而只关注经济学法则的逻辑理路。
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们的理论中带有明显心理学印迹。他们从未试图将所使用的概念以无涉心理学的方式表示出来。 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汉斯?迈耶（Hans Mayer）、列奥?舒恩费尔德（Leo Schonfeld）、保罗?N?罗森施坦–罗丹（Paul N. Rosenstein-Rodan），及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者”（realists）延续维塞尔传统，致力于将心理学植入经济理论的柱石中。这些经济学家 们强调经济决策的纷繁多样。他们对一些复杂课题的研究，如对互补商品的效用计算、事先效用与事后效用的区别等，使他们对效用理论做出更加复杂、同时却仍基 于心理学的表述。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通过为奥地利学派理论构建新的认识论基础而重新恢复了其本体论特征，代表该学派的“形式主义”分支，只将个人的实际选择与他们对商品的主观 估值联系起来。 米塞斯反对门格尔对需求的论述以及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对心理学的关注，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应该关注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而只应考虑行动本身承载的 信息。 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对“效用”、“满足”概念的使用乃是纯粹就其形式而言，不再带有心理学或享乐主义内涵。“具体的价值判断和有限的人类行为”，他说， “不必再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这即是说，经济学不必第二次猜测（second-guessing），探究行为企图和行为本身的正确与否。米塞斯指出此一中立观源自行动者审视自己行为活 动时的主观主义立场。
照米塞斯的观点，人类行为学并不关注个人为什么追求某一特定目标，而只探讨能从“人们有目的地行事”这一公理中演绎出什么内容。从人的行为这一根本公理出 发，辅以一系列其他假定，人类行为学家可以演绎出经济理论的完整构架。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一书中系统表述了他的此种经济观。该书前七章主要探讨方法论问题，并为随后章节的展开订下基调。
米塞斯不仅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他对人之研究的一切领域都表现出兴趣。人类行为学就以人的有目的行为及其衍生物为研究对象，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条、尽管是发展最为完备的支脉。
米塞斯对边际效用法则的论述很好体现了他奉行的形式化方法，并未借助心理学或生理学的帮助。拥有n单位同种商品的某个人，会使用1单位此种商品（称作边际 利用量或最小需求量，marginal employment or least urgent want）；而当他只有n-1单位该商品时，他将放弃对这1单位的使用。使用此1单位商品带来的效用（偏好层级，preference ranking）就称作边际效用。随着可以满足他需求的此种商品数量的增加，就“行为者”的定义来说，他会将此额外的增量逐层投入到与此相比不那么迫切的 次一级需求中去。由此米塞斯断定，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与任何涉及感官愉悦的心理或生理判断无关，本质上不同于高森（Gossen）的需求饱和定律，或维塞尔 借此提出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在没有其他结果可供参考的条件下，我们所做的判断均为形式上的和先验的，并不依赖于任何经验”。与此相比，米塞斯的边际效 用递减定律“已经暗含于行为范畴当中。它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述都只能是这一判断的变体：较之能带来较少满足的商品，人们自然更青睐能带来更多满足的商品”。
米塞斯强调人类行为学不只提供了先验性真理，更“承载着对真实世界的精确而全面的知识”。米塞斯必须放弃维塞尔孜孜以求的、在逻辑演绎与真实世界间牵线搭 桥的努力。他试图搭建起这样一座桥梁，其骨架由下述论断构成：“人类行为学的主体部分——人的活动，与人的理性思考出自同源。行为和理性本是同根同质的兄 弟；甚至可被称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行为的逻辑架构”指向我们的“逻辑思考”，因为我们是在理性思索后展开行动的。
此论断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的行为最终可为我们所理解，然而它无法将人类行为的演绎结果准确固定在现实世界之中。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人类行为学可以将先 前只是暗含于其公理内部的潜因素挖掘出来，但若无法明确而固定地指向现实世界，它也不过是虚妄和专断的又一产物。为了给人的行为这一根本理论提供必要的支 持，米塞斯（与当时的主潮流背道而驰）返身进入维塞尔强调的根基领域，即内省（introspection）：“人类行为思考的出发点并非任意选就的哪个 公理，而是这样一种自明（self-evident）的论断，它严整、清晰并且必当出现在每个人的意识当中….人类行为学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种自明的真 理，是对行为的认知，即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它必定有意识地指向某个目的”。
在对早期奥地利学派与历史学派论争的研究中，米塞斯痛苦地认识到，人类行为学提供的知识与得自历史的知识竟是那么难于区分。他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类 行为学和历史构成“人之行为的科学的两大主流”。 历史，包括经济统计与描述性经济学，“无法向我们传授任何普遍规范、原则甚或律令”。事实上，统计数据及其它复杂历史活动中即已预先假定了人类行为知识存 在并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只有靠后者才能理顺因果联系并对相关事件归之以类。 因此历史，或者说体验或经验的研究方法既不能证明也无法证伪人类行为学法则。
在米塞斯看来，要回答“经验能为经济理论做些什么”的问题，就要检查那些同由理论家作出的辅助假定的可操作性，既然理论家们关注的是诸如行为发生于期间的 制度安排、以及真实世界行为者的感知等一系列事务。米塞斯将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视为人类行为法则的一类加以考察，该法则的正确性在此之前一直受到不恰当的质疑，其内容为：一种为法律过高估价的通货仍将继续作为支付手段流通， 而为法律所过低估价的通货则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以货币方式体现出的支付能力被市场做过低估值，或不知道市场价值与法定交换价值之 间存在的差异，或出于某些原因以高于法定价格偿付债权人时，格莱欣法则即宣告失效。但它在上述特定情况下的无效并不影响此法则在严格逻辑论证上的正确性。
人类行为法则叙述的现象就无法在真实世界中出现，因为它所预设的前提条件几乎无法在现实中完全实现。普遍假设的无法实现也使人类行为法则成为枯燥无趣的东 西（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错误的）。人类行为学家因此必须关注历史的、经验的或制度领域的事实，最起码就其最普遍意义来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惟其如 此，他才可能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仅仅依凭人类行为的基本公理而忽视丰富广阔的经验世界，推出漏洞百出的法则。与此同时米塞斯又强调，经验事实“并不会撼动 人类行为学的先验性特征。它只是勾勒出这样一块研究领域，每个人类行为学者为了研究之故都必须浸淫其中。”
米塞斯旨在完善人类行为法则而述及的如下两类辅助假设并无太大价值。第一类假设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关于环境或经验性环境的假设（例如，我们为了提出商业周 期理论而假定存在或不存在办理零存服务的银行），它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是历史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二类假设则既非逻辑上的必然又不具有“可错性”，而 是由特定的分析性假设或“想象性建构”组成，例如假定市场均衡在其中某一项数据改变之前及之后均保持不变。这类假设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现实因素：对人类行为 学，甚至对我们就发生于真实世界的事件的认识来说，均衡都是理当如此无可厚非的现象，哪怕形成均衡所必须的条件尚未（甚或不可能）出现在历史事件当中。
进而米塞斯强调将理论从历史事实中作严格的逻辑剥离。这种思想曾被人们误解，认为米塞斯既反对历史研究又拒斥经验研究。 这与米塞斯的真实意图谬之千里，它强调的是“历史并非已经发生了的无用的过去，研习历史对我们极为重要”。 历史的世界囊括“对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经验数据的研究”。 任何历史学家在有把握断言某一人类行为准则是对哪个历史事件的应用作解释之前，都必须积极投身于历史研究当中。 与之相应，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尽管无法像在实验室中检验自然科学理论那样“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但其重要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分毫。
细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是奥地利学派自滥觞之日起即密切关注的方法论课题。在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看来，二者最本质的不同表现在主观主义立场与 客观主义立场的对立。自然科学家以仿佛超脱于研究对象之外的姿态，解剖经验现象、直到把它们分化为前提性（非经验）要素。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刚好相反； 此时研究者介入到研究对象中去，即参与到社会或经济结构中来。欲作分析的最终要素，如亟待审视的现象、针对某些目的作出的人的行为等，也因而为人们了解， 并必须经由理论封装分类归入不同模型架构中去，因为整个庞大的真实世界是无法作为一个整体为人观测的。 门格尔解释说：“
自然现象必须由精确的理论解释切分为一系列终极要素，是为“原子”与“驱力”。二者都已不具有经验特性。我们完全无法想像“原子”是什么，也只能对自然驱 动力作以简单表述，但正是借助它们，我们得以了解真实世界之所以如此运作的、本不为人所知的原因。也正是这样，对自然现象作精确解释就存在前所未有的困 难。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则全然不同。人类个体及其有目的的活动，作为我们分析的终极要素，具有经验特性，并因而使严格理论性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具有莫 大的优势。
通过提出经济研究的“终极要素”（现实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个体和他们的意图，门格尔提出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并为整个奥地利学派奉为圭臬。它不同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社会组织或经济集合的层面上践行的理论才是正 确的”。我们将在后边讨论这个问题。
门格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采用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他的这一基本思想得到米塞斯的极大拓展。 我们可以将米塞斯的立场称为“方法论的二元主义”（methodological dualism），以示同“方法论一元主义”（methodological monism）的针锋相对，后者是行为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所秉持的立场，他们认为较之自然科学家由微观分子运动推而及之宏观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没有理由 表明由个人活动推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方法与之有什么不妥。
对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米塞斯以激烈反对的立场闻名学界，这种态度就和他的方法论二元主义思想有关。一方面，人类行为学和数学（以及逻辑学）一样，都 是公理性或演绎性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类行为学决不能以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的方式被确立起来，因为其出发点（人类对目的的不懈追 求）与牛顿物理学及其数学体系不同，并不是率意而为的专断产物。这种区别使得物理学的数学方法不适用于经济学。米塞斯强调并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
物理学中我们面对一系列发生于不同情况下的变化….我们对产生这些变化的最初驱动力一无所知….我们从观察中得到的是许许多多能观察到的实体和属性的常规性联系。物理学用微分方程式描述的正是它们彼此间的依赖关系。
在人类行为学中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人就其本性来说并不愿造就任何变化….经济学家知道是什么让什么市场运转。也只因这种知识，他才将市场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并对市场运作进行描述。
而眼下的数理经济学家们无法对市场运作的经济解释作出丝毫贡献….
米塞斯并不否认数学工具可被用来描述均衡状态。 但他强调，描述均衡状态并不是经济理论最终的、甚或是最主要的任务，这任务应当是对市场活动的认识。数理经济学无助于米塞斯所孜孜以求的因果——起源性解释：
….等号与公式仅限于描述均衡和无所作为状态。它停留在数学程式中，因而无法解释上述状态何以形成，以及一种状态是怎么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应当是分析经济活动，因而拒斥任何数学方法的运用。
米塞斯对数学方法的控诉突出体现在均衡理论这一数理经济学的典型应用领域上，但这已不值得我们投诸过多的关注。更何况在其他著述中米塞斯又认为，在运用微分方程描绘市场实现均衡的过程中，数学建模工具便有肤浅、误导真相、歪曲事实之嫌。
V.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奥地利学派诸成员中，以最深邃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批判那种认为社会科学应当依循自然科学方法的观点——他称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要数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定是主观的，他写道，因为它“不仅关注物与物，更致力于探究人与物、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著名的长文《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再版收录于《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书）中，哈耶克继承门格尔衣钵，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客观主义、集合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认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要依遵科学主义至上方法的观点。
哈耶克也承袭了门格尔对经济决策过程中信息与知识所扮演的角色的关注。 在强调经济法则“精确性”特征之外，门格尔否认存在着关于经济现象的严格规则，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均衡，这是因为经济人常常“对他本身的经济利益有错误的认 识，或对经济情况懵懂无知。” 门格尔“错误认识他们的经济利益”论断的提出源自他将“寻求”（searching）视作一种客观因素而作出的思考。然而通过指出均衡分析中暗含的不完全 信息现象，他鼓舞了后人哈耶克的研究热情，后者终于1936年出版了《经济学与知识》，一篇关于有限知识与背离期许现象的论文。
同样在上文的论述中，门格尔继续强调：“对经济现象中严格常规性的假设，以及就字面的完整意义来说的理论经济学假设，都不只包含有永恒的自我利益法则，还 包括了经济活动中人‘绝无过失’和‘无所不能’的法则”。 米塞斯的形式主义在以主观主义解释自我利益时提出了永恒的自我利益“法则”。 但哈耶克对完全信息假设作了尖锐批判，他认识到这种假设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言说均衡的确存在，却并不为我们提供稍微翔实可靠的论证，来解释它将如何、以及 在何种情况下存在。毫无疑问，我们如果说它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为人所了解的，那我们就必须解释应当怎么做才能掌握这种必要的知识”。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搜集信息的活动场所，此种看法直接源自他的主观主义立场。在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满足“既有的”需求过程中，“无论‘可利用 的’资源和‘既有的’需求都绝非客观要素”。资源与需求“只对那些了解他们、并持有现实目的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和专门化了的， 这一事实意味着“完美的解决方案….必须建基于能利用分散到社会所有成员中的知识的方法之上….这正是许许多多‘市场’运作所提供的功能。” 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米塞斯、哈耶克提出了社会主义运作必无效率的论断。
假设完全信息的存在就是假定对每个现象进行研究，是为市场活动。哈耶克认为市场活动就是随着时间的展开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
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主观主义立场，拉赫曼写道，“需要时间作为重要维度参与进来，因为所有人的行为活动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洛桑学派的均衡理论不仅不需要时 间，甚至将时间维度排除在外。” 时间是一项重要因素，这正是奥地利派理论家们对经济理论作出的又一重要创新。无论古典主义者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均未赋予时间以如此的重要性。门格尔将经 济活动看作是对未来的准备，进而探讨人的事先谋划有何范围和限度。 在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中，时间居于首要位置。哈耶克认识到一种有意义的均衡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应将时间排除在外，“因为均衡反映的是行为活动间的彼此关系， 并且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必须发生于一定时间段中”。
门格尔将社会制度理解为“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 哈耶克充分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并作以改进。在他的解释中，他运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成方法”，和门格尔一样致力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出区分。 哈耶克的区分方法与他的主观主义立场有直接联系：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尝试着了解不同个体的态度、情绪，进而将它们捏合在一起，重塑成复杂现象体，此时个体行动产生的结果就更加不为人所知——它常常成 为发现复杂现象体的一致性基本架构之匙，此架构并未（也许无法）以直观方式为人掌握——自然科学却必须从复杂现象体切入展开研究，并向后追溯使它们之所以 如是的基本要素….如果说此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的，那么社会科学的方法就最好是合成的或综合的。若干要素依次被有组织地联结在一起构成所谓的整 体。我们将整体从观察到的现象之全体中挑选出来，作为一类有着相似属性的基本要素的共同代表，并根据其中要素的意志属性，建构或重建这些整体。
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熟悉，就其本质来说是主观的，是奥地利派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内省活动的产物。哈耶克强调，除非我们秉持纯粹的行为主义 （behavioristic）立场，否则内省活动就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社会现象的本质表现在它们“之所以能为我们所了解，只是因为我们能明白其他人对 我们说的话，也只有洞悉了他人的计划与意图后，我们才可能被人了解。它们并不是自然事实，而是经由我们在自己大脑中重塑、因而为我们所熟悉的概念范畴。”
与门格尔和米塞斯持有相同的主观主义及方法论二元主义立场，哈耶克的不同之处表现于认识论方面。尤其是，它与米塞斯的先验主义保持距离，而接受科学哲学家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点，即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接受经验世界的试错检验。 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遵从米塞斯的思想，承认将“选择的纯粹逻辑”（人类行为学）应用于个人计划中的先验有效性，但他强调，没有个体借以获得知 识、形成期许、并从社会体验中有所斩获的经验或“理想类型”假设，人类行为学就不可能解释呈互动状的社会活动。这些经验假设，在哈耶克看来，对于坚信市场 均衡定会发生的经济学家而言，显得不可或缺。而只有坚信市场有向均衡状态运动的趋势，“经济学才不会在纯粹逻辑世界中固步自封，终于发展成一门经验性科 学”。
《经济学与知识》的发表被认为是“哈耶克 II”诞生的表示，它尽管拒斥了影响着“哈耶克 I”的米塞斯的大多数方法观，实际上哈耶克与米塞斯人类行为学观点的分歧并未像此前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彻底和突然。 但很明显，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哈耶克的方法论著述在逐渐向波普尔靠拢，与米塞斯则渐行渐远。
VI. 路德维希?M?拉赫曼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解论（德文Verstehen，英文understanding）的社会学——历史学方法有相通之处，这一发现出自与哈耶克同时代的经济 学家路德维希?M?拉赫曼，他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主观主义学说。拉赫曼从门格尔的著作中窥此端倪， 这种思想也暗含在米塞斯行为概念中对目的的寻求上。在对《人的行为》的述评中，拉赫曼甚至说“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出自马克斯?韦伯的手笔。”韦伯“通过强调 目的与手段作为人之活动的基本范畴所具有的不容辩驳的重要性，来维护理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不依赖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
人类行为概念的蕴涵当然比目的与手段广阔得多。 按照拉赫曼的观点，“理解”本是作为历史方法的一种而出现的。他认为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们“也许是无意识地”，将“理解”当作一种理论方法来使用；即是说， “典型行为活动的意义，经由诸如选择逻辑等思想工具的辅助，得以被解读。”
拉赫曼提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是“通过人的行动以及计划的践行等方式，使我们所置身其间的世界终为人所理解。” 社会科学家“通过将社会现象归并为意识活动的方式，揭示、而不是仅仅描述这些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伴随着规划（plans）的协调形式，我们的行为活动 才是这些现象的始因。”
将主观主义关注的中心转移到规划（plans）与期许（expectations）上来，成为拉赫曼的主要贡献。他不仅试图将马克思?韦伯的思想整合进奥 地利学派传统中，更关注沙克尔（G. L. S. Shackle）——主要研究期许的经济学家——能为奥地利学派带来什么启示。
通过将规划列为“解释”概念的核心，拉赫曼替换掉了韦伯（以及维塞尔）的基本观点——理想形态：“所有人类活动，如果终竟成功，都需要订立规则和加以引 导。了解一项行动的意思就是说了解正于此时此地被实施的规划。” 在这里拉赫曼引述了米塞斯的观点，某已被选定行为的逻辑契合于做此选定的意识的逻辑架构。可理解性即因此而出现。该选择的逻辑之所以具有现实世界的可操作 性，在拉赫曼看来，是因为认识到行动若想成功，适当的规划必不可少，以及认识到这样一条经验事实：“经济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向往成功”。通过视“为成功而 拼搏”为经验性的“经济活动内涵” ，而不是自明的先验性范畴，“理解论方法”（Versthende Methode）也由此不同于人类行为学的方法。
受到哈耶克影响，拉赫曼指出在知识不完全、因而也是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不同的经济活动者“每人都会出于自己的期许，为未来事务制定规划。这些期许彼此不 同，因而它们的规划也相互区别。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其中一些、甚至绝大部分期许都不完美，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规划是不成功的。与之相应，依照规划投入 的资本也终将变为不适当投资。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均衡增长’，它必然与不适当投资相抵触。” 拉赫曼的激进主观主义立场使他以甚至比哈耶克更尖锐的姿态质疑经济体系（传递有关经济活动的知识的场所）中的均衡驱动力是否会大于非均衡驱动力（期许的差 异性）；经济系统是否真如人们料想的那样，表现出趋近于均衡状态的趋势。 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抨击拉赫曼对自发秩序的普遍有效性的否定，毕竟门格尔和哈耶克曾为“自发秩序”概念的提出立下汗马功劳。
从均衡状态的终不能成立为跳板，拉赫曼尖锐批判了他称之为“形式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他将这种形式主义（为了不致与米塞斯人类行为学的形式主义相混淆）定 义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其中的抽象实体被视为仿佛真实存在的一般。”拉赫曼坚决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近似于哈耶克抨击的“客观主义”），并提倡这样一 种“主观主义——所有经济和社会现象都只有以人的选择和决定的方式进行理解时才可能为人所洞悉。”
在奥地利传统的影响下，拉赫曼的主观主义解释由合成方法构建而成。在论文《论制度》（On Institutions）中他吸收了韦伯主义思想来丰富门格尔和哈耶克的理论。
拉赫曼运用因果方法分析动态过程。米塞斯曾提出行为的基本公理中即暗含有始因，因为个人只有怀着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期望时才会采取行动。主观主义理论家必须 考虑到这种个人的观念，因为它是洞悉人的行为有何意义的关键。拉赫曼将始因说、目的说与合成法捏合进自己的经济思想之中，以这种经济学工具来了解社会现 象。
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在于，诸如在均衡理论中检视不同行为模式的逻辑一致性，而是要使人类的行为为人所了解，让我们洞悉被称作“规划”的逻辑架构的本质，展 示行为之所以连续不断产生所凭依的连续不断的思维活动。换句话说，所有真正的经济学都不是“功能主义”的，而是“因果——起源式”的。
就门格尔的本意来看，个体的人及其意图才是一切经济研究的核心和终极原因。但对奥地利派经济学者来说，主观主义决不仅仅是经济分析的出发点那么简单；通过 努力不懈追求人的行为的可理解性，拉赫曼建议经济学家必须研究主观层面上的问题。 这看似南辕北辙的两种不同研究，其实殊途同归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对经济活动的解释，因为我们的思维和他人的思维自有相通之处，又是因为我们都以此方式投 入到经济活动中去。两种方法以直观或内省的方式彼此相通。
VII. 柯兹纳，罗斯巴德和当代奥地利学派
由拉赫曼作以阐述的韦伯主义理解论方法（解释或移情法）与米塞斯提倡的人类行为学方法间的内在联系，经由当代经济学家伊斯雷尔?M?柯兹纳作了更为深入的 分析。“理解”的概念更强调人的行为的目的论或经济计算特征，人类行为学则建基于更广阔意义上的意图（purposiveness）。 柯兹纳解释道，奥地利学派眼中的个体决策者都是处于时刻警惕和不住寻觅状态的人，而绝不是囿于既有限制被动地调整手段以实现目的的人。
柯兹纳将警惕列为行为活动中的企业因子（entrepreneurial element）。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部为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复兴立下汗马功勋的著作中，柯兹纳描述了暗藏于价格理论中的企业家要素。他从老师米塞斯那 里继承并创建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并和哈耶克一样强调必须将竞争视为正处于行进中的过程，而不是无涉时间的永恒状态。
在较近出版的文集《感知、机会与利润》（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中，柯兹纳基于企业理论在很多方面对主观主义研究予以拓展。论文《哈耶克、知识与市场过程》（Hayek, Knowledge, and the Market Process）以雄辩的范例修订了哈耶克的理论，提出经济理论中的先验部分只有经过旨在获取知识的经验假设的补充修订后，才可能通过均衡解释市场活动。 柯兹纳认为人类行为理论可用于将非经验性观念注入“获取知识”的活动中，或是我们称之为“发现的纯粹逻辑”（pure logic of discovery）、进而“选择的纯粹逻辑”（pure logic of choice）中。这种趋势在非均衡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米塞斯的人的行为理论让我们“认识到人们倾向于发现对他们有用的知识”。这种倾向在非均衡现象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价格分散（price dispersion）带来套汇赚取利润的可能性，以及由于剩余或短缺要求对价格调低或提高的调整可能导致额外收益的进帐，我们可以断定“随着这些机会被 逐步发现并加以利用，非均衡状态会带来一系列变动。”此时，尽管单凭这一点还不能为我们指明某一市场中事件的明确动向，“我们认识到人们的一般倾向是对这 些机会保持警惕，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对市场运作受此影响的最终结果产生明晰的认识。”这使得柯兹纳致力于修补哈耶克介于选择的纯粹逻辑与市场均衡驱力理论 之间的认识论观点。
米塞斯的另一名学生，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也在早期学术活动中进一步丰富了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原则，为经济学杂志撰文解释其中的认识论并为其“极端先验主义”辩护。 米塞斯在新康德主义立场上坚持人的行为原理（即，认为了实现某目标而采取行动）是先验于人类经验的真理，罗斯巴德则回到门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认识论立 场，在经验现实的世界中寻找那些哪怕仅仅看起来是真的公理。
罗斯巴德又是一名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诠释者。基于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哈耶克在论著《货币理论与交易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29）中探讨了商业周期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出对这一现象的理论探讨必须被整合进更广阔的经济理论中来审视，并且理论演绎的重要性必须居于统计数据 之上。 罗斯巴德在他的研究《美国经济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中即遵循此方法论。他指出，经济周期理论必须解释的核心问题，是以“崩溃”（crash）方式展示出来的企业决策失误 （entrepreneurial error）。 在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历史应用中，该学派基于主观主义方法的许多理论观点——入资本、利息、企业精神、期许等——融汇合流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现 象。
学术界对奥地利经济学派重新激发出的兴趣，使奥地利学派以美国为中心得以复兴（并不过分地说），其时间也许始于1974年。是年举办的一次会议中，拉赫 曼、柯兹纳、罗斯巴德等许多人主要围绕方法论问题作了讲演。最终这些讲演被结集出版。 随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出版了若干论文集，收录着年轻一代奥地利派经济学者们的理论与方法论著作，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参加了1974年的那次大会。 对这些贡献以及近期的其他成就作完整全面的审视已非我们在本文中的任务。活跃在学术界的年轻一代奥地利派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发表过方法论方面的著述，迄今为 止至少包括这些人：阿门塔诺（D.T. Armentano）、瓦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史蒂芬?毕姆（Stephan B?hm）、理查德?艾布林（Richard M. Ebeling）、约翰?B?艾格（John B. Egger）、罗杰?W?加里松（Roger W. Garrison）、理查德?芬克（Richard Fink）、杰克?海（Jack High）、理查德?N?朗路易斯（Richard N. Langlois）、唐?C?拉沃伊（Don C. Lavoie）、S?C?李特柴尔德（S.C. Littlechild）、小杰拉德?P?奥德雷斯高（Gerald P. O’Driscoll, Jr.）、马里奥?J?里佐（Mario J. Rizzo）、约瑟夫?T?萨勒诺（Joseph T. Salerno）、苏妲?舍诺伊（Sudha R. Shenoy）、卡伦?L?沃恩（Karen L. Vaughn）、以及劳伦斯?H?怀特（Lawrence H. White）。尽管他们都被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秉持着主观主义立场，我们仍可期待奥地利学派在未来就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进展，不只表现出一代学者与另一代学 者间的分歧，更表现出在同一代学者内部的论证。就学术演进而言，这种论证的出现是健康的讯号。并且，正如我们在早期奥地利学派身上所看到的，这是该学派传 统的一部分。（全文完）
